英語專業學生翻譯的尷尬

英語專業學生翻譯的尷尬

7月21日，翻譯家王永年在北京去世。這英文翻譯位曾經翻譯過《歐•亨利小說集》、《十日談》、《在路上》、《博爾赫斯全集》，被許多人評為正確、精確、明確的翻譯家，在去世的時候，“除了至親好友，很少人得到消息。直到兩天之後，人們才逐漸聽說，又一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離開了。”

　　翻譯的尷尬，不僅僅表現在一位老翻譯家的身上，近年來，諸如譯者收入微薄、譯作質量下降等說法時有耳聞，究竟翻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境地？翻譯又出了什 麼樣的問題？中國翻譯協會社科翻譯委員會副主任李河說：“一個半世紀以來，中國的學術是翻譯支撐下的學術，翻譯活動和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化的脈絡息息相 關，在中國向現代性轉變的過程中，功不可沒。然而，翻譯在近年來的待遇卻值得思考。”

　　一個是道，一個是術

　　：一直有擔憂當前翻譯狀況的聲音，您怎麼看？

　　李河：今天，像嚴復、林琴南那樣特別的翻譯大家，當然不容易找到。但這並不能說今天的翻譯一無是處。我們看翻譯家，有兩個方面，一個是道，一個是術。 術的方面，比如外語很好，翻譯認真嚴謹，非常准確流暢等，如王永年這樣的翻譯家。而道的方面則不同，在不同的階段，有些翻譯家往往代表了一個時期，比如嚴 復，他的翻譯本身並不是完美得無可指摘，現在台灣有一些論文也在談嚴復翻譯中的問題，但是，嚴復的真正價值，一方面在於他提出了一整套翻譯的理論，另一方 面在於他開啟了一個時代，嚴復之日文翻譯前，翻譯多是著重於自然科學、技術層面的內容，從嚴復開始，翻譯涉及人文公證學科、社會學科、包括政治理論的著作。所以，要評價這樣的翻譯，不僅僅是翻譯本身的問題。

　　翻譯是觀念和思想的轉換

　　：怎麼看今天的翻譯和當年翻譯的區別？

　　李河：和二十世紀初相比，今天做翻譯的人並不少，翻譯的作品也不少，甚至更多。不同在於，那個時代做學術的，比如梁啟超，或本身就做翻譯，或非常關注 翻譯。在那個時代，一大批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，從小受中學的熏陶，後來又深感西學的啟蒙之功，所以對於翻譯非常重視。所以，那時的翻譯家，不僅僅是技術上 的翻譯，更重要的是他們得風氣之先，還有引領潮流的作用。

　　：他們有什麼是和現在不同的？

　　李河：那個時代有一種信念，他們希望通過這些東西來開啟民智，所以，翻譯不僅是文字的轉換，更是觀念和思想的轉換。有這樣一種虔誠在裡面，自然容易出精品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，翻譯開始產業化、工業化，粗制濫造的也就多起來了。

　　離不開翻譯的中國文明

　　：翻譯對於社會的重要性何在？

　　李河：要評價嚴復那樣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的翻譯家，就要從整個翻譯的歷史看起。中國翻譯史上，有兩次大規模的，直接影響了中國文明骨干構架的翻譯大 潮。第一次是漢代開始，到宋代以前800年間，主要是佛經的翻譯，這種大規模的經典轉移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，這個時代，不僅是民間，官方也一直有專門 的翻譯機構，比較知名的翻譯家，有玄奘、鳩摩羅什等，這800年的佛經東傳，對中國文明產生了骨架性的影響。這個階段主要是對印度文化的翻譯，真正開始有 規模地和西方文明接觸，是從明代開始，主要代表有利瑪竇、湯若望等，不僅把西方文獻譯成中文，同樣也把中國經典翻譯到歐洲，基本上是內向外向均等，並沒有 對中國文明產生骨架性的影響。

　　：那麼第二次是否就是近代以來的翻譯？

　　李河：從鴉片戰爭開始，到新中國成立前，這是第二次對中國文明產生骨架性影響的翻譯大潮，大概有幾個階段。最早是從兩次鴉片戰爭以後，同文館的設立， 同文館主要是培養翻譯的機構，除此之外，它還教授西方的科學、地理、歷史等，後並入京師大學堂，也就是北大的前身。當時同文館不僅北京有，上海、廣州也都 有，和現代大學的起源有很密切的關系。第二階段，從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開始，比較有代表性的翻譯家，如嚴復、張元濟，甚至梁啟超等，他們非常明確地 提出，翻譯要開啟民智，出現又一次翻譯的高潮。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翻譯，一方面是馬列編譯館，主要出版馬列著作，另一方面則是商務印書館，主要翻譯西洋哲 學。“文革”後又一次出現翻譯的大英文翻譯網潮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大量的西方人文社科著作被翻譯過來，一度形成風潮。

　　如丘吉爾評價英國皇家空軍的話一般，“從沒有如此少的人對如此多的人做過如此大的貢獻，但卻得到如此低的評價和如此吝嗇的褒獎”，李河說，翻譯在中 國，也可當得起如此評價，但還要加上一句話，“卻得到如此低的待遇”。他說：“那些一輩子矢志於翻譯的人，他們的生活，他們獲得的社會評價，從未如此低 下。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，整個社會都受惠於翻譯，卻給翻譯這麼低的待遇，邏輯上也很奇怪。” 　所以，李河認為，對於翻譯，技術、質量層面的批評，還是其次，更重要的是，反思翻譯在當前社會中的尷尬處境，或許才能發現翻譯真正的問題所在。

　　翻譯支撐下的現代

　　：近代以來的翻譯活動，其意義何在？

　　李河：從鴉片戰爭開始直到現在，一個半世紀以來，中國的學術都是翻譯支撐下的學術，不僅學術，現代學校的建立也深受翻譯活動的影響。可以說，翻譯活動 和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，對中華民族文明傳統的基本骨干產生了結構性的影響，如同梁啟超他們所提倡的，翻譯要開啟民智，實際上，這種啟蒙式的作用， 確實變成了事實。

　　：具體的表現在哪裡？

　　李河：比如說，概念、名詞。翻譯提供的不僅是內容、情節，它還大量提供概念，也就是名詞，許許多多傳統漢語中所沒有的概念和名詞，通過翻譯活動出現在 語言之中，可以說，現代漢語中的各種理論術語，超過80%是外來的，是因為翻譯而誕生的。這說明中國文明在從一個大的傳統文明向當代文明轉變的過程中，翻 譯功不可沒。例如，一個人說“我是中國人”，150年前和150年後，這同樣的一句話，其內涵是完全不同的，150年前，說“我是中國人”，可能他腦子裡 除了四書五經、詩詞歌賦、琴棋書畫這些東西之外，少有其他的概念。但是現在，一個人，從小學到中學，到大學，所有接觸的知識、概念、信息等，大部分都是外 來的，他說“我是中國人”，肯定和150年前完全不一樣。我做《世界哲學》的時候，曾有個在封面上登了很多年的話題，“誰影響了中國人的觀念？”可能很多 人覺得那些是大師、偉人，但是我覺得，翻譯、翻譯家，絕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　　翻譯的作用不比發明小

　　：常有人批評今天的翻譯不盡如人意，是否如此？

　　李河：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今，這十幾二十年的翻譯，確實有一些值得擔憂的問題，學術評價不高，稿酬不高，產業化、功利化的影響，使得翻譯的處境有些 困難。如人文社科方面的翻譯，在量上毫無疑問是增加了，但是質肯定在下降，有剽竊的，以翻譯當作著作，還有粗制濫造的，如“常凱申”、“孟修斯”這樣的笑 話也不少。

　　：為何會出現這一系列的問題？

　　李河：從產業化方面說，許多出版機構的逐利行為，導致好的翻譯人才很難留住，一方面翻譯報酬很低，另一方面，對外買版權的時候，往往要買斷，但是翻譯 機構買斷後常常忙於他事，合同到了時限的時候，又匆忙翻譯，很多國外的名著因為這個原因被翻譯爛了，別人還不能翻譯了，因為他買斷了。從體制上講，對翻譯 的獎勵和認可很少，學術體制中，翻譯是不計入學術成果的，這導致許多做學術研究的人對翻譯不重視，雖然呼吁很多，但沒什麼效果。國家對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 中都有各種表彰、獎勵，但是那些勤勤懇懇的資深翻譯家，看不到誰表彰他們，其實他們的作用一點兒也不比發明發現小。丘吉爾評價英國皇家空軍的話“從未有過 如此少的人對如此多的人做出如此大的貢獻”，用在中國的翻譯上也同樣合適，但卻還得加上一句，“卻得到如此低的待遇”。關鍵是在整個社會如此受惠於翻譯， 卻給翻譯這麼低的待遇，邏輯上也很奇怪，我想還是心結難解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願意。

　　外語教育無助於翻譯

　　：有人說我們這個全民學外語的社會，卻難有好的翻譯家，問題在哪裡？

　　李河：對於翻譯，也一直有批評和反彈，有人覺得我們依賴翻譯太多，應該多做自己的學問，不能“言必稱希腊”。這種說法有其道理，翻譯在一定意義上是一 種復制，所以不能光有復制，光跟在別人後面，也要有自己的思考。這種說法固然沒有問題，但是說翻譯過度，卻絕對是錯誤的。

　　：錯誤在哪裡？

　　李河：首先，一個半世紀以來，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學習性的民族，否定翻譯之功，其實是丟掉學習的傳統。其次，外語教育無助於翻譯，並不是學外語無用，恰恰相反，究竟我們是怎麼學外語的，這才值得思考。

　　：外語教育一直有人反對。

　　李河：我覺得關鍵還是教育理念的問題。我們的外語教育，只教術，不教道。比如說王永年，他是聖約翰學校畢業，很多像他這樣從教會學校學習過的人，學習 的不僅僅是語言本身，而是整個西方文化。而我們的外語教育，一個學生英語專業本科畢業，甚至研究生畢業，學了一肚子語言，但是對於西方的文化、思想、哲學 等著作，可能連一本都沒讀過。對那些著名的作者、思想家，和他們的作日文翻譯網品，可能一無所知，這怎麼可能真正理解外語，更不用說翻譯了。所以，我們的教育是純粹從工具意義上理解語言，沒有思想、文化這些道的層面的交流，這種語言是死語言，毫無用處。所以，才有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，學了十幾二十年外語，卻覺得無用。所以，真正要思考的，是英文翻譯中文為什麼學了這麼多年外語卻沒用，語言不是工具，文以載道，道沒了，只剩了外殼，又用這些外殼教育下一代，最後連皮毛都沒有了。

　　從未被翻譯的作品

　　：除了教育的因素之外，還有其他什麼原因造成翻譯的困境？

　　李河：要說比較重要的，我想，我們翻譯了很多著作、作品，但有一個最重要的作品沒有翻譯過來。

　　：什麼作品？

　　李河：那就是學術體制，學術體制也是一個作品，而且是公共性非常強的作品。在學術的研究中，不僅要有個人的思考和觀點，還要有學術共同體。我們的學術 共同體，是集體自言自語，研究者之間互相絕口不提，不會互相援引、批評。有人說我們的學術研究言必稱希腊，沒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張，其實也是學術共同體沒有 被翻譯過來的結果。在一個成熟的學術共同體中，學者之間肯定會互相援引、批評彼此的觀點，這樣有助於互相促進，最終推動學術的發展。但是我們學者開會寫文 章，一引用就必然是西方，周邊的人絕不會引，不引的原因可能有兩個，一個是不承認，另外一個是覺得翻譯過來的學術才是真學術，身邊熟悉的研究者做的學問水 准不高。不論是哪一種，其實都變成了一種集體的自言自語，因為你援引西方的學術，贊同也罷批評也好，人家根本就不知道，而周邊學者的成果，卻無人援引、批 評。所以，一個成熟的學術共同體，是我們最需要翻譯過來的，卻恰恰從未真正翻譯過來。